贾樟柯首次面对同时拍两个电影的经验

    主持人：今天非常开心看到贾导，最近在忙些什么？

　　贾樟柯：一方面是我在做上个故事片叫《三峡好人》后期的工作，另外刚刚从曼谷回来，因为我还在拍纪录片的过程里面。前天完成了曼谷部分的拍摄。

　　主持人：看来工作的行程安排还是非常的满。

　　贾樟柯：正好这两个影片有点像流浪演出一样，我跟随着画家刘晓东，他画两组画，一组画在三峡地区，一组画在曼谷，三峡地区刚刚完成，曼谷还得跑，不是赶飞机就是赶船，要不就是在飞机里面。

　　主持人：《三峡好人》你自己说是意外出来的想法，后来决定曼谷继续跟随画家刘晓东，是因为觉得这样的旅行是非常有创作的收获？

　　贾樟柯：其实是两部影片，一开始我拍摄纪录片《东》，跟随着刘晓东去三峡地区拍他画画的过程，其实有点像一边拍摄，一边旅游，是一个很轻松的工作，结果到了三峡地区之后，拍完纪录片，我们大概拍了有一个多月，拍完之后特别想在那拍一个纪录片，这样就有了后来的纪录片《三峡好人》。《三峡好人》相对集中两个月把它拍完，现在进行还是记录片《东》的部分，等于是曼谷的部分，两个片子混杂在一起，把自己的日程搞得很乱，也是我们整个制作团队第一次面对同时拍两个电影的经验。

　　主持人：之前我看你拍摄电影，一般都是两年推出一部长片。

　　贾樟柯：很稳定的两年一部。

　　主持人：现在好象打破了这个规律。

　　贾樟柯：今年会有三部，今年一个是《三峡好人》会完成，《东》也会完成，到年底的时候会开拍《刺青时代》，所以整个创作加速了。因为以前比较稳定两年一部，是因为我们基本上是个人的操作，很多事情事无巨细都需要我个人打点，现在公司化以后部门非常齐全，这样有更多时间可以放在创作上面，包括我自己不仅是自己的电影，而且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参与到制片的工作里面，所以我觉得也是公司化以后一个好处。

　　主持人：这样可以使创作的进度加快。

　　贾樟柯：对，这完全是一个可以比较全身心投入创作里面的状态，里面关于电影的事务性的工作太多了，包括以前我说，一家媒体要我一张剧照得找一天，根本没有管理，东一张西一张找半天，最后天黑了放在找照片上面了。现在慢慢建立起自己工作的系统，一个工业环境，挺好的。

　　《三峡好人》从被动到主动的时代选择

　　主持人：说到《三峡好人》，我看很多媒体评论说它依然延续了“寻找”的线索，是这样吗？

　　贾樟柯：其实它这个电影的主题是解决问题，在我以前的四部电影里面，都是关于中国当下情况年轻人，每个人都有问题。以前四部电影里，人相对来说都非常被动，随波逐流，生活就是这样子。最新这部是通过两个人物，一个是一个矿工他以前买了一个媳妇，后来公安把这个媳妇解救四川之后，他们一直没有见面，大概16年以后他再找他的女人，他们真萌发了爱情，他们决定在一起，他们决定登记结婚。

　　另外一条线索是赵涛演的女护士，她的丈夫在三峡地区做生意，两三年没有见面，她隐隐约约知道她丈夫生活发生很多变化，她到三峡地区之后她发现的确如她所料，让她做出一个决定分开，这两个人一个是复合，一个是分手，但是他们都面对问题，面对感情情况非常有行为能力，这个电影最大的改变，在电影里，在镜头前面普通的民众他们有非常决断的处理问题的能力，还是改变比较大。

　　主持人：你也说了，你之前的作品人物都是相对比较被动的去面对生活，那现在从《三峡好人》开始人物会主动了，会很明确的去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

　　贾樟柯：我觉得经过这么二十年，中国人从文革结束到现在，逐渐寻找自我，懂得为自己去生活，懂得自己的感情世界这样一个独立性的时候，我觉得是人变化了，并不是我变化，我觉得是我面对的人群，他们的行为能力改变了，这个让我特别欣喜的一个地方。

　　主持人：所以这种社会的变化，包括伴随社会变化其中的人的这种变化，是促使你不断去创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贾樟柯：它也是不断给我创作的灵感，因为每时每刻中国社会都处在特别激荡的变化里面，好的情况、坏的情况，总之我觉得普通人的生活一直是受到了社会变化很深刻的影响，我觉得同步的跟随着社会的变化来拍摄，特别有趣。

　　这次我觉得因为三峡地区不单是人的交汇，有很多外来工人在那做拆迁的工作，本身那个地方的人出去打工，还有移民的问题，这些社会问题，逐渐在电影里变得比我以前三部电影更靠后一点，我突然觉得不管社会怎么样变化，其实人面对的一些基本的感情问题，是每个时代都一样的，但不一样是每个时代人们面对他解决的方法不一样，这一次其实更多的一个时代精神，就是人们的行为能力。

　　举个例子，我总说我这个电影跟我同事，跟摄制组其他的创作人员一起聊的时候，我说我们可以拍一个当代的武侠片，不提刀，不提剑，这两个人物他们的故事没有交叉，一男一女，孤身拎一个包几千里地，踏破千山万水，坐船坐车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找他的人，丈夫也好，前妻也好，最后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完全像武侠电影里面一个人踏破千山万水寻仇，报仇的故事，这个电影是感情故事，我摄影机很远调这些演员行走，我觉得他们就是当代的侠客，只不过他们不是解决别人的问题，是解决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的问题对中国人来说可能更难，但他们是侠客，他们能把自己很痛苦的感情问题迅速的解决掉，非常的果断，决绝，我觉得这个反观在城市生活里面，包括我们年轻人，可能很多东西没有他们决断，没有他们那样能够面对现实，特别在感情上面。

　　纪录片《东》 男性和女性的不同生活

　　主持人：除了《三峡好人》正在做后期之外，现在正在拍的《东》是一部记录片吗？

　　贾樟柯：是一部记录片，因为我对刘晓东的画特别喜欢，我最早看他的画应该是90年，那个时候我还在山西学画，他个展在北京展出的时候我坐火车来看，后来我们变成朋友我一直观察他的绘画。

　　这次他的作品《温床》有两张大画组成，一张大画在三峡拍的，画的11个拆迁工人，另一张是在曼谷画的11个女人，在夜晚工作的女性，就一阴一阳，两张画，一个是男性，一个是女性，整个构想跟我讲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跟着他去了解这两个，因为我都没有怎么了解，对这两个地区。的确在拍这个记录片的过程里面，逐渐的从绘画的现场，从过渡到这些人真实的生活，这些男性，这些女性他们面对什么生活，他们处在什么状态里面。

　　我刚刚在曼谷拍的11个女性，其中重点拍了三位，我都提给他们相同的问题，相同的问题就是说面对摄影机请她讲一个她最想出来的故事，每个人都讲的很浅，有一个女性她的故事生病了，去世的时候她没有在她身边，所以她特别歉疚，她讲的特别痛苦，没有更多信息。有一个女士她总在恋爱，后来她发现接近她的男生，其实都是想泡她的女朋友，她很痛苦，她说我怎么能摆脱这种情况(笑)。这11个人访谈结束之后特别有意思，每个人都有她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不需要她展开讲述，但是我们通过这11个人每人讲出来，父亲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感情的问题，就业的问题，还有童年记忆的问题，很多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共同组成基本现代人生活困境的一个状态，还是对我帮助很大，因为我觉得去了解别人，保持一个了解其他个体的热情是做电影必须的一种基本的东西。

　　纪录片和电影 是两种不同的实践

　　主持人：提到记录片，我知道从01年开始你第一次在山西大同拍纪录片《公共场所》，95年你也拍了一部记录片叫做《那一天，在北京》，你在很多自己写的东西里面，曾经回忆过拍记录片的生活，你说对自己非常重要。

　　贾樟柯：因为我觉得记录片它是两个东西，它一方面当你决定去拍一部记录片的时候，它会让你重新思考电影这个媒体本身，就形式本身，因为它是可能性非常行的一种形式。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可以迫使我自己去了解，去面对我不熟悉的，我不了解的人群和社会的角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从01年拍完《公共场所》之后，我基本上要求自己拍一部故事片再拍一部记录片，这样我觉得总能使我保持一种感觉到身体里的活力，这个是特别有收获。

　　主持人：我看了你的自述里面这样写道，当你拿起机器去拍的时候，这个工作本身就要强迫你见识那些你没有机会见识的空间、人物、故事。但是你拍完记录片你说你要拍一个故事片，你觉得这个记录片是在为电影服务，因为电影还是你一直要去更加努力的做的事。

　　贾樟柯：我觉得它们之间不是服务的关系，而是两种不同的实践。如果我一直拍故事片我会觉得很闷，很烦燥，它当然有它制作的一种快乐，当你真的尝试记录片之后，记录片带给导演的自由是你梦寐以求，是想的。不是为了下一部记录片怎么样，而是换一种生活方法、工作方法、调整自己的工作节奏。反过来说拍故事片不是为了拍记录片服务的，我觉得它导演不同的世界。

　　主持人：网上非常多的网友，像崔磊还有其他没有写中文名字的网友向贾导问好，他们非常喜欢你的电影，几乎是特别铁杆的粉丝，每一部都看，所以他们特别希望早点看到《三峡好人》。听说到年中六七月份会和大家见面？

　　贾樟柯：因为两部影片同时拍，现在基本上后期的工作都停下来，一直在拍《东》，现在《东》的部分结束之后，短暂休息之后接着《三峡好人》后期的剪接，六、七月份应该能够和观众见面。

　　曾经的故乡三部曲和未来区域的反差

　　主持人：很多人把你的《小武》、《站台》、《任逍遥》归为故乡三部曲，你自己认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