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DV成为普通百姓进行影像表达的重要工具，揭开了个人影像传播的序幕。步入新世纪后，个人影像传播风潮在文化传播领域广泛地蔓延。这些影像因其采用功能相近、使用便携的DV（Digital Video）摄像机进行拍摄，并借助于PC（Personal Computer）制成短片，也被称为DV影像。这些叙事风格迥异于主流媒体的DV影像一出现就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并逐渐走出“窄播”的狭小空间，进入到互联网、电视等大众传播领域。“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于DV影像的制作，大量反映青年文化的虚构类剧情短片、非虚构类纪录片、创意MTV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校园内外传播开来。DV已经成为年轻人表达思想、宣泄情感的重要话语方式。如今，DV影像借助于网络的互动传播、电视的栏目化传播，以及各种DV大赛的推动，已经走到影响力的高峰。

作为DV影像风潮的始作俑者，青年是真正的主力军。题材广泛、个性鲜明、数量众多的青年DV影像是DV影像中最为独特的风景，吸引着大部分人的眼球。北京大学生电影节2000年起设立的“大学生录像作品大赛”专项奖（2004年变为“大学生DV作品大赛”）；2001年，北京电影学院、南方周末报联合数家民间团体主办的“中国首届独立影像展”；2002年，凤凰卫视联合多家知名高校举行的“中华青年影像大展：DV新世代”；2002年，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开设的“新生代”栏目；2004年，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北京市文联、北京市影视艺术家协会、北京广播学院及北京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全国大学生电视作品大赛”等，都面向以高校学子为主的青年创作群体，广泛征求DV作品，为他们提供展示才华、交流体会的舞台。

随着DV影像影响力的扩大，学界开始关注这一影像传播领域出现的新面孔，探究DV影像兴起的原因，考察DV影像的特征，学者们对于DV影像的评价也非常高：“DV是开启个人影像时代的‘金钥匙’”，“DV是媒体的解放使用”， “DV创作的‘业余电影时代’就要到来”，……。但现有的论述的过分集中于民间纪录影像，对于DV影像中的虚构类文本——剧情短片、创意MTV缺乏关注，对于DV影像中以高校学子为主的青年创作群体及文本缺乏专门阐释，也缺乏亚文化的研究角度。本文力图剖析青年DV影像的文化精神、叙事策略和传播方式，重点探讨当前青年DV影像潜伏的传播危机问题。

一、青年亚文化：边缘抗拒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与价值系统发生着根本的转型。市场成为一个巨大的磁铁场，吸引着无数的因子按照它的轨道来实现自身的价值，所有的一切突然变得有了明确的标准——受市场欢迎即是巨大的成功，受市场排斥则是巨大的失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已经成为谁都看得见的标尺。经济以市场为中心，政治以市场为先导，人的价值也通过市场来衡量。表现在文化层面，市场是文化繁荣的晴雨表，文化产品的商业性增强，潜藏在文化产品背后的消费意识直接走到前台。进入新世纪，文化产品的消费主义倾向日益鲜明。产品是否具备消费性，是否满足大众潜在的欲望需求成为生产和再生产的先决条件。如同其它工业产品，消费主义观念已经成为文化产品的灵魂。这种灵魂的变异，直接导致了大量叙事文本的蜕变。昔日以思想性、审美性、个性化为旨归的文化产品日益丧失了作为精神产品应有的神圣性与纯洁性，先前政治标准的一元思维被消费主义的一元逻辑所替代。大量充斥着消费主义意识的产品占据市场，消费主义的文化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

主流文化以消费主义价值观为标准，怀揣着金钱的梦想，不断生产出大量可复制的文本，满足社会上的各色群体与个体的欲望需求，灌输着新时代的“文化精神”。而随着文化市场的细分化程度的加深，资本的力量也开始全方位渗透青年文化这一巨大的赢利空间。Hip-Hop音乐、动漫画展、电视真人秀等等，无不穷其最大之能事，上演与青年一起狂欢的符号假象。工业化的生产方式、逐利性的营销模式，以青年为目标消费群，开掘着青年最大程度的欲望需求，产生了大批量的青年文化产品，占据青年文化市场的主导地位。但是数量众多的青年文化产品虽然迎合了青年一时的需求，却掩盖不了商业资本内在的赢利本质，文化产品由精神产品蜕变为精神消费品的命运没有改变。更令人担忧的是，目不暇接的精神消费品表面上让青年人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利，实际上“表面自主的文化消费行为背后，掩藏着的是作为年轻人的自发的独自性的丧失。”[1]丧失的后果将直接导致青年人自主创造能力的日渐式微，使得青年文化丧失本有的青春激情与创新活力。事实上，青年人不仅需要主流的成人社会为他们提供文化，也需要自发创造自己的青年亚文化。因为青年亚

文化是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发言场域，是制约按照成人社会价值标准生产的“青年主流文化”的重要平衡力量，也是守护青春的心灵和青春的世界最真诚的卫士！如今，数字化的技术浪潮和视觉文化的日益普及，为DV影像的个人化写作插上了起飞的翅膀，青年学会利用手中的DV来创造青年亚文化，显得尤为重要。不用在意资金压力，不用考虑文化审查，成人社会的一系列规范在此失效，独立率性的影像写作成为可能。“DV影像作为一种具有无限可能性的个人化生产方式，被充分赋予了自由言说的权利……。”[2]青春世界中的激情、浪漫、残酷、悲伤可以是书写的对象，草根阶层的酸甜苦辣也可以是关注的焦点。通过DV，青年可以从自我的视角观察纷繁的大千世界，也可以纵情宣泄心灵深处的不满情绪。虚构的方式也好，纪实的方式也罢，青年人自己动手创造影像，真正获得了独立表达的自由。自由的书写产生自由的精神，而自由的精神正是青年亚文化最本质的特征。

从影像传播的现状来看，青年更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创造自我的影像世界。因为成人世界中的影像制作者已经完全跟着资本的指挥棒在旋转，商品拜物教、金钱的逻辑、世俗的卑劣欲望充斥在作品内外。电影界中“冯小刚贺岁片神话的缔造”，“张艺谋电影神话的终结”等等现象，无不打上了消费主义的烙印。冯氏电影是节日的精神快餐，张氏电影也日益丧失对人性的真诚探究与对现实的深度关怀，转而大肆渲染视听表象，构筑“景观式的商业电影”，叙事电影的艺术神话业已终结。从《英雄》到《十面埋伏》，丝毫看不见个性鲜明、匠心独运的“五代电影”痕迹。

花样百出的营销宣传策略掩盖了文本叙事的脆弱，大量商业噱头左右着文本的制作，更贯穿于传播的整个过程。电影不再是张艺谋一人之电影，蜕变为与资本家张卫平合谋的一次性消费品。另一影像媒介——电视，同样充斥着大量迎合资本要求，追求感官刺激的消费主义影像文本。这类文本的制作者所关心的，不是电视的文化创新、美学价值，而是满足广告的需要，将诚实的观众贩卖给势利的资本家，赚得自己作为中间商的最大利润。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化身为影像世界中最大的暴力统治者。主流的影像制作者“一仆侍多主”，心甘情愿地接受消费社会的种种桎梏，垄断了影像表达的话语权。

但是他们根本无法创造充满审美意味的影像，抒写真挚的情感。要抗拒这些缺少灵魂，徒有光鲜外表的主流影像，防止青年文化领域出现一言堂，就需要更多个性鲜明、精神独立的青年影像。对于DV影像来说，只要不以进入大众传媒通道为最终目的，不以是否具备消费性为唯一标准，就能完成个性化、纯粹化的精神写作。真正的艺术首先需要的是一颗跳动的纯洁心灵，需要的是真诚的人文关怀和艺术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青年DV影像完全可以承担先锋艺术的神圣责任。

近年来，青年DV影像已经成为青年文化领域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达到了一定的广度与深度。各个网站存储着大量可供下载的DV短片；电视栏目也推出了众多短片；各种大赛则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类短片。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华青年影像大展：DV新世代》栏目，仅在2002—2003年的一年间就播出了中国内地青年制作的DV短片180多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新生代》栏目作为内地首创的DV纪录片栏目，两年来已播出了100多部纪录片；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自2000年起设立的“大学生录像作品大赛”专项奖举行了四届，从最初只有30部左右的作品参赛，第四届发展到175部DV作品参加评选；2004年6月份结束的第六届全国大学生电视作品大赛，也吸引了全国高校交来的225部参赛作品。这些数据昭示着日益壮大的青年DV影像队伍，昭示着群体抗拒态度的日趋明朗，也昭示着从边缘展开的精神抗拒成为了可能。不过，要想逃离成人社会价值观与资本赢利逻辑的双重束缚，通过DV建构起属于自己的青年亚文化，不是一件想当然的事情。只有将自己动手创造自己文化的念头转化为一个群体的内在冲动，才能在众声喧哗中发出自己的声音。青年作为一个群体，虽然一时无法改变成人社会价值系统支配地位和四处弥漫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但是从边缘开始，是进行群体精神自救，构筑自我特色更为鲜明的青年亚文化的坚实起点。

二、叙事策略：解构与颠覆

青年DV影像之所以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它独特的叙事策略，表现出的创造特征与艺术探索精神有着必然的联系。青年DV影像所关注的焦点通常都是大众信息通道中被忽视的社会现实。如果说人们生活在两个环境：“现实环境”和“虚拟环境”中的话（源自美国人W·李普曼的“两个环境”理论），那么，这个建构“虚拟环境”的主角就是——主流的大众传媒。但是，大众传媒中如“科层制”般，由多级“把关人”编辑过滤出来的现实是一个不完整的现实。官方文化、商业文化牢牢掌控着大众传媒的话语权，丰富复杂的社会现实被媒体简单化。它们有意放大现实的某一方面，而遮蔽现实的另外一面。主流电影院线中传播的绝大部分电影是商业娱乐片和主旋律宣传片，直面当代现实，揭示现实生活当中的深层矛盾，反映生活的阴暗面的影片极为少见。

而电视传播中的问题同样严重，社会名流、成功人士、流行明星的生活、隐私、绯闻是娱乐节目关注的焦点，普通百姓的艰难生活、边缘群体的物质困苦完全被忽略，现实中大量的社会不公与社会矛盾被遮蔽。以报道客观事实为目的的电视新闻领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一部分新闻媒体受经济利益驱动，把注意力转向‘强势人群’，对受众中的‘弱势群体’却越来越缺乏关注和热情。”

 但是“DV创作直面自然生活原生态的能力和追求，使我们可以近距离地、亲切地触摸那些不易被发现，不易被察觉、不易被关注的鲜活的生活。”[4]青年DV影像，尤为关注边缘人群、底层人群、弱势人群的生活。民工、地下歌手、群众演员、流浪人群、失业者等都可以成为影像的主角。

从早期的DV纪实作品《铁路沿线》（杜海滨）、《北京弹匠》（朱传明）、《老头》（杨荔钠）到近来出现的《群众演员》（朱传明）、《这就是生活》（张蒙舟）、《卖花姑娘》（陶良琛）等纪录短片，都走出封闭的象牙塔，直面生活的真实和广阔的社会人生。《铁路沿线》关注的是活动在铁道两边来自全国各地的流浪者；《北京弹匠》讲述了露宿于都市角落的弹棉花青年的人生片段；《群众演员》呈现的是几个群众演员在北影厂门里门外的真实生活；《这就是生活》跟踪拍摄了一位失业的法国青年在上海的求职之路；《卖花姑娘》呈现了人民广场年幼的卖花姑娘，为推销手中玫瑰而争抢地盘的场面；这些纪录片中的主角，总是挣扎在社会的边缘，往往是主流大众传媒所忽视的弱势群体，但青年DV作者的边缘身份和他（她）们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朴实的DV镜头就如生活本身一样，人物有血有肉地生存在我们周围，有着一张张真实的脸。这些脸比起大众传媒着力塑造的所谓“成功人士”的“半张脸” [5]要感人得多、透明得多、令人震撼得多。青年DV纪录影像解构了主流影像所极力建构的“虚拟环境”与虚妄形象，戳穿了其中的巨大欺骗性，从而成为真实社会的渐近线，使我们获得关于社会现实的更加完整的印象。

在镜头叙事上，青年DV影像与主流影像不同，经常表现出对已有叙事成规的背离。无论是故事片、纪录片，都与主流的影像叙事有着不一样的形态。就纪录片而言，微型便携的DV摄像机带来了一种新的纪录观念。传统的纪实主义一直强调原生态的纪录，但这种观念在DV纪录片上才获得了真正实现。握在手中的DV与拍摄主体融为一体，与拍摄对象融为一体，颠覆了叙事的间离原则，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纪录者和纪录对象的身份关系：摄像机不再是介入者，而是朋友式的见证者。灵巧的镜头运动，细节的快速抓拍，现场的随机采访，DV让作者和对象没有了距离，没有了隔阂。

DV纪录片《这就是生活》中，大量的跟拍镜头和朋友式的随机采访，不仅纪录了Eric找工作的整个过程，作者也一起在场体验着Eric的艰辛和情绪跌宕，一个人的生活变成了两个人的故事。在DV故事短片中，手持摄影是其区别于传统故事片最为突出的特征。大量的平视机位就如人的眼睛一样，在各种戏剧情境当中游走，传统拍摄中固定的机位设置、明确的景别安排，镜头调度与场面调度的协调配合，在这里都不是金规玉律，摄像机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运动，或快速或慢速，一切取决于戏剧故事和情绪表达的需要。而非职业演员、实景拍摄、同期录音和自然主义的用光方式大大解构了文本的戏剧假定性情境，真实、自然的影像带给观众强烈的真实感。剪辑上，DV往往不拘小节，只要能形成整体的节奏感，“动接动静接静”的常规，前后镜头中主体位置的匹配规则，剪接点的流畅连贯，都可以不是问题。故事短片《彼岸》（邬奇伟）中，男主角莫非穿梭在树林间给白衣少女诸容拍照的一系列动作镜头的剪辑，就完全背离动作连贯性剪辑的常规，将剪断的动作碎片组接在一起，配合相机快门的咔嚓声和欢快的音乐，同样形成了节奏，整个场面充满动感，充满青春的浪漫气息。

总而言之，区别于规模庞大的摄制组和长期以来形成的集体创作规范，DV制作中，个人可以身兼数职，既可自编自导，也可自导自拍，画面的控制、剧情现场感的捕捉，文本的个性化程度远胜集体创作。从这点来说，即使是在作者电影的时代，导演也从来没有成为影像的真正作者，是DV开创了用摄影笔写作的新时代。“DV的出现改变了以往影像制作权只掌握在少数一部分电影电视从业人员手中的垄断局面，让过去一直站在局外的普通人也能制作影像，表达自我……。”[6]如今，青年DV影像日趋成熟，镜头的叙事策略在背离传统视听叙事成规的同时，正在形成一种更具艺术精神的表达方式。手持摄影、非职业演员、实景拍摄、同期录音、自然采光、随机采访成为青年DV影像共同的叙事特征。

三、传播方式：群体越轨与自我认同

影像传播的主流通道是遍布全国的各大电影院线和当前最具影响力的电视媒体。影院和电视决定着进入传播领域的影像文本能否与最广大的受众接触。但是，这也意味着，影像文本必须经过重重筛选，接受成人社会的一系列处于支配地位的价值观检测。官方意识形态宣传的考虑，市场的反馈信息，投资与回报的关系考量，都决定着影像文本能否进入大众传播的轨道。为此，他们还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影像传播的基本规范与制度逻辑。青年DV影像作为一种个人化的精神产品，从创作的初衷和文本的骨子里都透露着与这些基本的规范相抵触的特质。要想进入传播领域，必须独辟蹊径，寻找自己的受众。因此，越过常规的传播轨道，形成自己的传播方式至关重要。

新兴的网络媒体是青年DV影像进入大众传播通道中的引路人，也给青年DV影像的传播带来了空前的活力和发展空间。虽然受到网络视频技术的影响，但是网络传播的便捷，较快的传播速度，以及互动性极强的传播模式，完整的未被“过滤”的DV短片，引发了网上民众的强烈兴趣与真诚感动。长期以来，“大众传媒迫使公众的注意力转向特定的议题。他们造成了公众人物的公众形象；他们总是提出一些对象来，建议大众中的个人思考什么，了解什么，感受什么。”[7]在传播接受中显现出占主导地位的媒体强势逻辑，人们思考什么，了解什么，感受什么都受到传媒的限制，DV影像在网络上终于摆脱了主流社会的约束，一夜之间自发式地群体越轨，自由的言说，自由的解读成为现实，人们充分享受着传播自由所带来的快乐。网络传播使得影像公共空间中的民主权利也得以充分体现，青年亚文化在传播的越轨中迅速成长。

青年DV影像除了开展网络间的交流之外，面对面的群体聚集也成为一种有效的方式。他们成立各种电影兴趣小组、影像团体，在校园、酒吧开展各种DV展播活动。这些带有人际传播特征的传播方式，促进了传者与受众的亲密接触，传播的参与者几乎同时充当着传播者和受传者的双重角色。他们经常请来身边的DV作者明星，交流同龄人共同的感受，分享着各自的影像，传者在此得到了认可，受者在此获得了激励，自娱自乐的交流方式完全摒弃了外界的束缚与影响，而双向互动的不断深入，既增进了彼此的了解，更完善了青年双方的自我认同，培养起青年群体之间特有的交流机制，在自身和成人社会之间划清了界线。

四、传播危机：噪音、侵权与政策挑战

以青年DV为主体的民间影像呈现的蓬勃发展势头，使学影视专业的高校学子和手持DV的青年爱好者，都怀着莫名的热情。“随着数字技术和视觉文化的在全球范围的兴盛，中国的民间业余影像必然迎来前所未有的高潮，中国的影像版图正在酝酿一次彻底的改观。”

但是，透过青年DV影像传播繁荣的表象，潜伏的传播危机同样不能忽视。首先一个要解决的就是来自青年DV影像写作自身存在的缺陷。整体来看，青年DV影像的镜头叙事语法还存在明显不足，太多的随意性充斥其间。这点，我们可以借用传播学理论中的“噪音理论”来进行阐述。“噪音指的是在传送和接受的过程中，来自于非讯息来源所想要传达的任何外来讯息。”

“噪音”分为“技术性噪音”和“语义性噪音”两种，语法的欠缺可以归到语义性范畴，因为在传播的过程中，影像语法的失误会混淆传送者的意图，也会造成讯息接受上的干扰和意义扭曲。“噪音，无论其起因于管道、听众、传送者或是讯息本身，它总会混淆传送者的意图，因而限制当初想要传送的资讯量。”

影像作为一种视听语言，有自己一整套的语法规则，正是有了这些规则才使得影像成为一种能让大多数人进行沟通与接受的媒介样式。影像一百余年的历史，就是不断探索视听语言如何尊重人们的视听习惯，如何进行表达的历史。青年DV影像作为影像之一种，必需熟悉视听语言的编码逻辑。就如拥有了斧头，不一定能做出精致的工艺品一样，只有一台DV不足以完成DV的写作。

青年DV作者需潜心研究视听语言的基本表意逻辑，避免语法上的“噪音”问题，这是实现创造与突破，标新与立异的前提条件。比如，我们不反对拍摄中镜头的晃动，但是这一无休止的晃动必须考虑到所拍摄的题材和对象的需要，考虑镜头节奏的形成与文本风格的追求，要与文本的内在血脉相通。声音表意方面，青年DV影像中经常可见声音高低远近的层次感、空间感被削弱的现象。虽然DV的录音技术条件有限，但是，忽视声音的表意功能，就肯定是瘸腿走路。

如DV纪录片《快乐打工妹》（吴木坤）片头，凌晨，打工妹唱着歌在厨房劳动的场面，厨房的嘈杂声完全掩盖了女工的歌声，变成了场景中的噪音，两种声音元素的对比根本无法成立，不仅令观众在听觉上感到刺耳，还造成了镜头表意的含混，女工在简陋环境中快乐劳动的主题得不到准确地表达。在剪辑中，青年DV影像也可以突破常规，但是大量的跳接，如果一旦失去了节奏的依托，就会严重干扰受众的视听观感，导致传者与受众之间的接受障碍，阻碍受众对影像的精确读解。青年DV影像需要充分探究视听语言的表意规律，只有在这基础上，青年才能成为影像艺术的先锋探索者，青年DV影像才能成为真正的先锋艺术、前卫艺术。

青年DV影像传播中，还要面临电视媒体的传播陷阱问题。电视一方面为青年DV影像提供了传播的舞台，扩大了它的影响力，推动了DV的发展，但层层把关的审片制，敏感选题的规避，以及对短片本身进行的重新剪辑，很大程度上也消解了青年DV影像本有的激情与无羁。网络上的越轨到了电视荧屏上，却变得中规中矩，文本内外都开始渗透着主流化的痕迹，青年亚文化的特征日益丧失。

纪录短片《边走边唱》的作者就曾抱怨过电视台对原片主题的改变。原片关注的是一群以唱淮剧为生的人，揭示的是民间淮剧团在上海的艰难生存状态。然而，在上海电视台《新生代》栏目播出的版本中，淮剧团长李琴一天的生活纪录被改成了几天的故事演绎，大量增加了居民与淮剧团相处融洽的镜头，并重新配了解说词，结果叙事主题变成民间淮剧团给广大居民同志带来了欢乐。主题的变异相差十万八千里，个人化的民间立场被阉割。对于青年DV影像来说，电视媒体的栏目化传播其实是一个传播的陷阱，他们既给你馅饼，又给你带上体制的镣铐。长期以往，标榜民间、个人、独立的青年DV影像将面临危机。

青年DV影像传播中的侵权问题，也是潜伏的一个重大危机。侵权其实是传播中的一个老问题，如今装在青年DV影像这一新瓶子里，已经变为一个涵盖面更广更复杂的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独立的影像写作、人文关怀都将面临严重的置疑。很多以追求真实为己任的DV纪录片，影像中的大量信息是真实、客观的，但却含有直接侵害他人权益的信息或间接损害他人权益的信息，背离社会道德和伦理道德，甚至导致法律后果。

最近有一个案例值得我们注意。DV纪录片《群众演员》中的一个主角将作者告上了法庭。原因是，这部传播广泛的纪录片在传播之前，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大量的偷拍镜头剪辑成片中的形象出乎他自己的意料，进入大众传播领域后的效果更是严重伤害了他。他认为这部纪录片严重侵犯了他的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而且，片子广为传播之后，他的生存也面临更严峻的考验。个人私密空间的无限曝光，大众传播的放大效果，使得一些影视公司发现了他人格上的“重大问题”，不再找他拍戏。他认为这些后果都是纪录片造成的。影像传播中的侵权问题，如今演变成了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完全超越了文本写作的范畴。从法律角度看，既然侵权了，就要追究法律的责任，但是事情没有那样简单，DV的作者是独立的自然人，DV的传播者则是法人，传播侵权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民事主体，侵权责任的问题很难判断。当然，从文本写作的角度来看，DV纪录片中对真实客观的追求是否要以牺牲道德、违背法律为代价值得怀疑。

DV写作一方面高扬人文的关怀与人道主义的旗帜，另一方面，却给拍摄对象造成多重侵害，写作目的需要重新评估。纪录者首先应该是有爱心有责任感的人，然后才是忠实的纪录者，因为纪录者要想张扬人的道德，就要带头遵守人的道德。

传播中的侵权其实还包括很多方面。比如青年DV影像中存在的大量非原创音乐的滥用，这对于他人知识产权就是一种侵犯。如今公共场所播放音乐，要交纳版税，但DV影像却自由地信手拿来，配制在自己的成片上，从不交版税，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是违法行为。如今，DV传播已经超越了私人空间，进入了大众传播领域广为传播，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突出。如不及时解决，必然给DV的繁荣与持续发展带来深层危机。

不过，青年DV影像面临的挑战还不只这些。2004年5月24日，国家广电总局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影视局(厅)发出《关于加强影视播放机构和互联网等信息网络播放DV片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视台、互联网站等信息网络机构和数字电影院播放由社会机构和个人制作的各类DV片，必须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和《电影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事先对其内容进行审查；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播放DV片，必须取得《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数字电影院播放DV片，应符合《电影管理条例》等电影法规的规定；任何机构或个人参加境外影视机构举办的或其他专业影视节展的DV作品评奖、展播活动，其作品应事先取得《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电影片公映许可证》，或已经在境内电视台公开播放的证明。

这些明确的强制性规定会给青年DV影像的传播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依据过往的历史与正在发生的事实，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的推断。与主流的大众传媒影像一样，传播审查制度的出现，“许可证”成为评判文本价值的最重要标准，它以统一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多样性的文本，定会掩盖文本的创造性价值，伤害到DV影像的个性化写作，DV影像独立叙事的模式也将被瓦解。另类现实的充分反映，弱势群体的深切关怀，普通人生的真诚纪录，毫无顾忌的社会反讽，个体成长中的青春烦恼，视听语言的非常规探索都可能受到压制。主流媒体虚构的现实，强势群体的“半张脸神话”，成人社会的世故，常规化的视听语言将重新无孔不入。

DV影像存在的最大价值在于它的个人化、原创性特征的充分显现，在于它在纷繁复杂的“公共空间”发出个体的声音，但现在一切发生了变化，青年DV影像不仅要经过国家行政机关的过滤，迎合成人社会的主流价值，更需要重新赋予传播的权利，期待主流文化的恩赐。对于DV青年来说，民间写作者的身份将日趋模糊化，无羁的青春表达将不复存在。

因此，长远来看，保持青年DV影像的繁荣和持续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目前面临的传播危机与挑战。一方面，青年DV影像需要反观自身的诸多欠缺，找危机的根源，及时纠正自身的问题，规避传播中的法律侵权与道德缺失，明确发展方向；另一方面，成人社会必须充分认识到青年DV影像是影像的先锋探索者，是青年亚文化的建构者，是填平主流文化和现实差距的缓冲地带，年轻的DV影像需要更多的宽容与政策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