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片名叫《不快乐的不止一个》的纪录片在北大东门旁的一个酒吧放映，这是北京的DV小组三月初的一次活动内容。片子的作者叫王芬，女性，说是1978年出生的，之前从未拍过纪录片，也是初次拿起这种DV小型摄像机。片子拍的就是作者的父母，一对居住在江西一个铁路边的小城里的、年约60的夫妇分别和离家在外多年的小女儿之间“掏心窝”的话，“分别”的原因是他们只愿意单独面对女儿讲自己的心里话，其中有思念绵绵的初恋(和另一个对象的)、阴错阳差的婚姻事实、庸常生活中的纠缠吵闹、外遇、妒恨、相互折磨、自杀之心和动作，包括忍受这种种不幸福现状的理由等等。

　　那天放映后的反应很强烈，有人开口说其实他看完这片子开始想他的父母好像也是类似这样，一起厮守了大半辈子但他并不觉得他们属于幸福的一类，这之后，讨论开始涉及我们父母的婚姻和幸福有多大关系。

　　事后有人问我感觉这片子如何，我当时是有一堆话涌在喉头，但能说出的只是感觉很棒。我是个制作人，而非批评家，觉得是个好东西，本能是冲上去握手，而不是矜持地退三步，打量再三，说些很高深莫测、可以有退路的话。而且像王芬这样一个“毫无影像制作经验”的年轻女性，冲动中拿起摄像机便拍了纯属自己的“个人家庭问题”，提供的案例是正中我们一直在谈的“DV方式”真谛：一种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自己眼睛、出自于自己手中的“个人方式”。

　　类似王芬这样的个案之前还有过，像四年前李红拍的到北京做工的安徽女孩《回到凤凰桥》，两年前出现的杨丽娜的《老头》，拍的是她住宅小区附近的退休老人，还有去年出来但尚未广为人知的《夜莺》，内容是问为什么一个父亲会对自己的年幼之女痛下打手；追问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但追问产生在这种“ 私人性”的影像里让人难以释怀。

　　如果说感觉敏锐是诗人的一个基本要素的话，那女性就先天有这种诗人性，之前说过的王芬的片子，在父母叙述的一片灰色现实中，依然感受到一种诗意，一种在晦暗日常生活暴力中产生的诗意。这些素质，可以说我从未在那些男性影像人的作品中看到，我自己就更不用说了，虽然我还是个“前诗人”。像这类女性的片子对我们这些男性纪录片人的打击是重大的，应该反省我们在端着机器时，最最属于自己眼睛的东西是否被脑门子后面一大团国家社稷历史重任之类的迷雾给蒙蔽了。

　　我一直有种感觉，一种非常“私人”的女性视觉进入记录影像将会是中国纪录片的福音，或者说是对那些男人们一直把持的世界是个捣乱。以前那种大机器、摄制班子的方式对女性来说好像不容易，但现在，小型的DV机来了，人手一机，想去哪就去哪，想拍什么就拍什么，包括可以左手抱着孩子，右手拿着机器拍，在抛弃男人对她们惯有的说教和指示之后，她们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影像让那些以前一贯指手划脚的男人统统闭嘴。所以女人们应该比我们这些男人更有理由欢呼DV时代的到来。前不久，有件事好像印证了这一点，是年把不见的诗人翟永明从成都来北京，见面时说她也买了台DV机，是SONY的VX2000。相信小翟不是心血来潮，应该是有个什么暗藏在心底的野心怂恿她这么干的。问她，说肯定是想拍东西，但还没想好拍什么。我无法想象我一直非常敬仰的诗人小翟拿起DV机之后，会弄出什么让我吓一大跳的东西来。我期待着，甚至有些急不可待，因为这种现象还是来得太迟了。